元末明初，出了一本好书《水浒传》，在小说第十五回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黑道大哥晁盖为了筹措启动资金，让军师吴用设计把青面兽杨志押送的生辰纲劫下了。
那么问题来了，晁盖也不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干嘛要冒坐牢杀头的风险打劫官家的生辰纲呢？
98版电视剧《水浒传》智劫生辰纲
首先，生辰纲在黑道眼里是一大块肥肉，但是有胆量干这么一票的，要么是走投无路的穷凶极恶之徒，要么是被人忽悠过去送人头。
但是，劫生辰纲这种大事是军师吴用一手策划的，而聪明的吴用不可能不知道干这事的后果，况且他又和晁天王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旦出事，谁也吃不了兜着走。
其次，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晁盖身边有一帮走投无路的人忽悠了晁天王，以劫生辰纲逼晁盖入伙自保，而劫了生辰纲的晁盖只剩下一条路——上梁山。
这就是这伙人的目的。而正是有了这样一笔启动资金，梁山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为日后的起义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这是后话了。
距智取生辰纲这个故事发生900年后，大理市卫健局对发往重庆市的口罩实施“紧急征用”，这事一时间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很快（2月6日），大理的卫健局长就被免职了。他们截流重庆、黄石等地购买的口罩一事在网上发酵后，遭受了舆论的一致声讨，最终云南省对大理的直接责任人员作出了处理。这一出截留外地口罩的闹剧落下帷幕。
在一片对大理的声讨之中，我们应该看到的不光是大理的官员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行为，更要看到各地的官员面对危机的表现，以及这些表现背后体现出来的治理逻辑。
一个小口罩的背后，是大政治。
为什么是大理？
首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在这个全国万众一心阻击疫情的关键时期，大理官员真的敢不讲政治吗？
答案显而易见，在疫情发生之后，大理也成立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协调全市的疫情应对工作。对于全国每一个地方的官员来说，他们受到的命令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任务非常明确
不管哪里，都必须确保本地的疫情不扩散，确保至少在本地范围内，“打赢”疫情“阻击战”。
而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其次，面对这个大形势，大理的官员却面临着一个烂摊子。
在这个地区，一没钱二没人三没工业，自己无法大规模生产口罩，存货也极其紧张，当地很多工作区域连基本的保障也没有。这是在仅仅出现8例确诊患者的情况下就发生的情况。
大理市2018年财政收支突破60亿元
而大理的这种状况，不仅仅是个例。
2月4日，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发出了关于接受社会捐赠的公告。公告称，“由于医院每日患者就诊量大，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多，目前我院各类应急防护物资已经告急”。此时，遵义市的确诊病例也仅仅9例。
而这正是大量欠发达地区现状的缩影。
确诊病例也仅仅9例的遵义也在告急
当我们把目光都投向了疫情的重灾区湖北等地时，更多的中西部地区，虽然疫情并不严重，但由于基础严重薄弱，面临的物资压力并不比重灾区好多少。
除了严峻的疫情之外，还有社情。2月3日开始，各大机关事业单位结束了春节假期，开始恢复上班。一旦开始上班，必然导致人员聚集，病毒传播扩散的风险将大大增加。只要上班，又有谁敢不带口罩呢？不少城市都已经下令，对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有专人在小区门口对出入人员登记、量体温。这些工作人员敢不戴口罩吗？
大理州委书记陈坚在大理市一线调研
然而，疫情开始至今，有多少普通民众可以方便地买到口罩？多少药店、商超，口罩都已经售罄？
如果自己买不到口罩，却又不得不戴口罩才能上班，唯一的解决途径只能是求助于工作单位，而工作单位也只能求助于政府。
面对如山的上级压力，还有嗷嗷待哺的千万市民，严峻的现实情况就摆在大理官员们的眼前。
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一没钱二没人三没工业，能从什么地方想办法呢？
于是，官员们灵机一动，只能从快递公司打主意。大理是云南省的交通枢纽，不仅往来人员繁多，货物也大多在此集散。想来想去，只有暂且委屈一下外地了。
在疫情面前，重庆有多少实力？
说完大理，我们再来谈谈重庆，由于该市紧邻湖北，承受着防止疫情扩散的重大压力。截至2月4日，重庆已经确诊了300多例，接受医学观察者达6000余人。
重庆的官员，也接到了一模一样的命令，“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也要在本地范围内“打赢”疫情“阻击战”。
重庆GDP在全国排17位
在全国的医院物资都不充裕的情况下，重庆也不能独善其身。早在1月底，重庆就有超过10家医院发出了对社会征集物资捐助的公告。重钢总医院、重大肿瘤医院、云阳县人民医院、开州区人民医院、奉节县医院九龙坡区医院等纷纷表示，一线的医护人员都只能限量供应各类防护物资。
不用说重庆，就是笔者所在的东部发达地区，各大医院也都已经实施了物资管制。若在平时，外科口罩几乎如餐巾纸般可以按需取用。而现在，谁都没有了按需取用口罩的特权，必须把口罩优先供应给最需要防护的人。
2月2日的消息
沧海横流，方显直辖市的显著优势。由重庆市属的国有企业——重庆对外经贸集团牵头，下属7家外贸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采购急需医疗物资。
直辖市的市属企业，资金雄厚、人力丰富、渠道广泛，再加上重庆作为西南交通枢纽的显著优势，很快就采购了数百万只口罩，几十万只手套，十多万套防护服，以及其他物资。
虽然这些物资并不能让重庆的口罩达到充裕水平，但也大大地解了燃眉之急。重庆也处于西部，虽然尚不能称富裕，但传统的经济文化优势，再加上上世纪末建直辖市加成，聚会了大量资源。
而大理、遵义这些地方在重庆面前，根本不是一个量级。虽然重庆远远称不上饱汉，但拿着肉包子在饿汉面前过，终归要被贼惦记。
谁更需要口罩？
前面说过，大理只有8例确诊，重庆却有了300多例。显然，重庆的疫情要比大理来得严重。但是光比病患绝对数，也不合理。大理白族自治州下辖的大理市，仅65万人口，而重庆的人口却有3000万，是大理的50倍。
重庆平均10万人有一例患者，大理平均只有8万人，这么算起来，究竟谁更严重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再看医疗资源。重庆有25家三级甲等医院（可能不准确，欢迎读者指正），主城区就有18家，此外每个区县一级的中心医院或者人民医院也都能达到二级甲等甚至三级乙等。
而大理市，仅有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一家三级乙等医院。而且即使是三级甲等的大理州人民医院，其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能比得上重庆的一个区县级医院吗？答案应该是毫无争议的。
大理州人民医院
大地方有大地方的实力，小地方有小地方的无奈。
而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对病毒的恐惧是没有区别的，不会因为所在地疫情大小、级别高低而有区别。
口罩的防护能力是一个定值，只要有病毒的存在，不戴口罩出入公共场合就会有被传染的风险，所以每个人对口罩的需求也是一样的，并非重庆人更需要口罩，大理人就不那么需要。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现阶段，每一个地方的官员，都必须保证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出问题，守土有责。但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在武汉，在全国资源都不充裕的情况下，一定会把资源向武汉倾斜，而周边地区就一定会出现次生灾害。
12小时内全国1400余名医疗人员驰援武汉
此时，每个地方的官员都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钱有人有本事的地方从全世界购买，他们不可能也没工夫考虑穷弟兄们怎么办。
没钱没人没本事的地方只能拾人牙慧，甚至巧取豪夺。面对“打赢”疫情“攻坚战”的硬指标压力，面对嗷嗷待哺的千万民众，地方官员如此不择手段，也就不难理解了。
面对如今的形势，不仅需要考验各地方官员的能力和品格，更需要有一个宏观层面的指导。我们需要知道，哪些人要上班，哪些人不要上班，哪些人要戴口罩，哪些人不要戴口罩。我们还要知道，口罩应该怎么戴，戴多久，一天要消耗多少个？
对于防疫的要求，不仅要考虑疫情，也要匹配当地经济实力、医疗资源、社会资源，根据各地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这个基础上，一方面协调好全国的物资分配，一方面发动各地积极性，根据自身情况做好物资的采购和储备。
云南省通报
要知道，从来就没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力量可以把社会统包，保障每一个个体。
必须是上下结合，上有上的规划，下有下的安排。而一切唯上、依靠上，必定顾此失彼，反而还会导致下与下之间缺乏协调，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个独立王国，失去了统一的应有之义。
余论：大理扣押口罩违法吗？
根据大理扣押口罩的公文来看，他们似乎是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云南省突发事件应急征用与补偿办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征用的。而《物权法》也规定了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用。
权责其实很清晰
问题在于，大理能否征用快递公司发往外地的物资呢？
如果这批物资的所有权在国家，大理显然无权征用，这涉及到全国范围内物资调配问题。但这批物资的所有权并非国家，也并非外地的地方政府，而是企业，他们的所有权属于负责购买的外地国有企业。
虽然是国有企业，但它们是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并不与政府等同。这批物资在大理市境内，大理市当然有权征用，似乎并不违法。云南省对大理市的处理意见也没有提到违法的问题，仅要求“讲政治、顾大局”。
可是这大局，光靠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就能顾全了吗？
（完）